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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男评《国家根本与皇帝世仆》〡法律史视角下的清朝族群政治

[2019-11-08 08:17:00] 【

《国家与皇帝的仆人:清代满族的法律地位》,鲁志军著,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8月出版,404页,58.00元

作为中国历史上历史最悠久的少数民族王朝,清帝如何以“征服者”的身份统治绝大多数汉族臣民,同时又保持民族特色和统治地位,成为近30年来清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

马克·艾略特等学者认为,清朝成功统治中国的基础有两个:一是建立新儒家的法家主义,二是保持满族身份的特殊性。八旗制度的存在是清朝推行满清政策、保护作为“立国之本”的满族群体利益、塑造满族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虽然这一论述揭示了八旗制度的重要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与特权联系起来。事实上,它简化了旗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历史复杂性。

有鉴于此,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鲁志军在他的著作《国家的基础和皇帝的仆人:满族在清代的法律地位》中,通过清代的各种满族和中国司法档案,动态地分析了清代针对八旗成员所做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法设计,揭示了满族群体在享有某些方面的法律特权的同时,应承担义务和身份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不仅可以保持旗手的“国家根本”地位,还可以将八旗嵌入皇位,最终长期统治中国。

除了第一章“引言”和第六章“结论”,本书共分为四章:

第二章《旗手刑事规范与司法制度》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旗手刑罚中的“犯罪免除与派遣”法的制定及其意义》、《新规定》和《旗手中央司法审判与诉讼制度》。

入关后,清朝在处理刑事案件时主要采用大明法,摒弃习俗之外的大部分旧习俗,试图使满族人和普通人的刑罚相互靠拢。然而,这一措施有两个例外:一是保留对清朝皇帝努尔哈赤的鞭笞,相当于对汉族人的鞭笞;第二,如果旗手犯了流放罪,他将被免除流放。这意味着清朝在采纳汉族法律时并没有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而是“巧妙地通过对满族人实行‘同罪异罚’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旗手可以免于监禁和流放,肯定会使旗手不怕处罚,导致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清朝无法继续通过在习俗之外实施一些旧习俗来保证旗手的特殊性。它发明了折衷的“枷”惩罚,规定枷的天数应由监禁和流放惩罚来抵消。这是旗手“犯罪豁免和驱逐出境”法的诞生过程。这项法律在解决国旗和人民之间的法律分歧的同时,也保证了旗手不会被流放到不同的地方,从而为皇帝巩固其政治权力保留了一组权力。

雍正三年1725年《免罪法》正式修订为《清法》后,根据皇帝的考虑,其适用对象发生了多次变化,包括汉军等八旗成员、其奴隶和旗人中最恶劣的罪犯,都在调整范围之内,这实际上是一种限制旗人、维护旗人与旗人身份界限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犯罪豁免"法并没有完整地描述旗手受到的惩罚,此外,在处理谋杀旗手和"惩罚旗手"方面有"新的规定"。所谓的“新案件”,也称为“满清杀人案”(实际上,蒙古和汉军的八旗也被考虑在内),出现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之后,规定满族人之间的杀人案件应通过隆重的仪式来解决。法院打算改革日益恶化的满族习俗。至于对旗手“送出”的处罚,笔者特别将其与“无送出罪”的法律区别开来。“量刑”是一个独立于监禁和流放的刑罚名称。犯有严重罪行的旗手将被送往边境地区,并将承担艰苦的劳动(被派去执行任务并成为奴隶)。这两种特殊惩罚表明满族不仅仅是法律特权的所有者。相反,皇帝有时会考虑恢复满族的纯洁性,增加对满族的法律惩罚。

最后,清朝将采用什么样的审判和诉讼制度来处理与满族有关的刑事案件?顺治初年,清朝一方面采取了分旗政策,规定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无权直接处罚非法旗手,必须将他们移交北京刑事部门处理。另一方面,它进一步削弱了威胁皇权的八旗势力,允许旗手越过贝勒和孤山旗手直接向刑事部上诉,使参与旗手司法案件的刑事部成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然而,这些案件给刑事部门带来了沉重的工作量,法院被迫重新引入分级审判制度。例如,康熙时期,布军政府和八旗统一政府逐渐被赋予了一些初审和司法权。然而,八旗的司法权总是受到皇帝的限制。为了稳定政权,皇帝不希望八旗的特殊性与国家司法制度过度冲突。

第三章《旗语民事规范与民事纠纷》,由三部分组成,依次为“八旗住房政策与旗语纠纷处理”、“八旗工资工资制度与旗语金钱债务纠纷”、“八旗婚姻制度与旗语家庭纠纷”。

本章的核心问题是清代针对满族的民事司法实践是否有任何特殊性,或者是否将旧习俗从习俗之外带入了习俗之中?笔者从土地、货币和户籍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

以农田为例。顺康时期,清朝在海关之外实行“米赠田”制度,通过“圈地”将旗地统一分配给旗手。与此同时,内城的人们被驱逐到外城,旗舰店被腾空以容纳旗手。虽然清朝规定旗地和旗房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旗手只有使用权,但这些规定不能阻止旗手手中的房地产流入人民手中。此外,由于满族人对产权程序的无知和清朝官员的疏忽,关于国旗财产的法律纠纷时有发生。面对无休止的旗地和旗房纠纷,清朝在户部设立了“八旗部”、“现审办”等机构,禁止旗手在当地州县衙门发表演讲。

以金钱和债务为例。清朝视满族为“立国之本”,在许多方面关心满族人的生活。康熙中期以来,由于八旗人口激增,许多旗人无法继续穿盔甲享受国家福利。此外,由于条幅生活日益奢华,清代禁止条幅从事其他行业,条幅的生计面临严峻挑战。因此,许多满族人会向别人借钱,所以满族人之间和满族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金钱和债务纠纷。面对当前的社会危机,清朝不仅给予满族更多的生活补贴,还积极寻找肆无忌惮的分子向满族发放高利贷,以防止国家分配给满族的金钱和食物被吞噬。为此,清朝多次修改条例,试图以严厉的惩罚和严格的法律来恐吓公众不要借钱给旗手。这似乎是一种预防措施,但这种努力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如果旗手的生活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债务缠身是不可避免的,相关纠纷只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以户籍为例。清朝初期,如果人们是旗人的奴隶,就可以进入旗地。然而,当国旗下的人们成为奴隶时,回到他们身边并不容易。大多数奴隶只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逃跑。这就是令人们非常不安的“逃亡者法则”的起源。康熙时期,废除了《流民法》,清朝逐渐放宽了政策,允许奴隶在八旗上开户,甚至可以为人民兑换旗帜。然而,由于其奴隶的流动与旗手的利益密切相关,两者之间也将存在户籍纠纷。其次,对八旗的婚俗进行了探讨,指出八旗入关后的婚俗直接继承了汉制,传统的收养制度和一夫多妻制全部解体。最后,作者注意到满族家庭继承制度的变化。入关后,所有学者分享财富的政策和建立家庭继承人的规范与汉族没有什么不同,但旗帜民族的纯洁性得到了严格维护。非八旗成员及其奴隶严禁继承满族的财富。

第四章《旗帜的行政规范和行政制裁》,由三个部分组成,依次为“旗帜的政治参与和官员纪律制度”、“对旗帜和士兵穿甲和执勤的相关限制”和“对旗帜行动自由的限制”。

本章以八旗官方标准、八旗士兵标准和八旗人身自由限制标准为重点,从行政法的角度梳理了旗人的特殊法律地位。

首先,笔者梳理了满族的政治参与。清朝通过官员空缺、科举考试和晋升方面的优惠待遇,小心保护八旗官员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八旗官员也将受到比汉族官员更重的行政处罚,包括免职、免职、降职和财产处罚,所有这些都源于海关以外的旧习俗。顺治初年,汉族官员发现对八旗官员的行政处分过于严厉。他们因轻罪被降级为世爵,或者被剥夺家庭财产,而汉族官员只是降级他们的官职,罚款他们的工资,并要求法院对他们进行改革。直到康熙统治时期,这些针对八旗官员的一心一意的惩罚才从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

其次,作者注意到满族人在穿盔甲时受到的各种限制。例如,一旦旗手成为国家士兵,他必须参加常规军事检查。法院不仅要检查士兵的骑射能力,还要对达不到的士兵进行相应的奖惩。它还应检查军事装备是否齐全,所有未经许可出售武器的人都应移交刑事部门起诉。清朝非常重视对参战士兵的军事法律和命令。那些违反命令的人将受到鞭笞的惩罚,那些违反规则的人将受到正义的惩罚。总的来说,如果旗手以当兵为职业,结果似乎是喜忧参半,很难说这是好处还是限制。

最后,作者以旗帜飞行问题为线索,指出了旗手缺乏行动自由的事实。脱逃旗是指旗手未经许可离开北京或各省驻军。一方面,清朝认为满族是“国家的基础”,不容易分散在许多汉族人中间。另一方面,人们认为旗帜和人民的分离有助于防止满族人在满洲失去他们的本来面目,也有助于防止满族人入侵其他地方。自甘龙时期以来,清朝对非法出逃的旗手处以越来越严厉的惩罚。最严厉的惩罚甚至包括“撤回国旗文件”。从生于八旗的官员到普通的游手好闲者,他们都受到这些法令的约束,这表明八旗对国家有着强烈的个人依恋。

第五章《皇帝对旗乱的态度》分为两个部分,其次是《八旗军乱及其处理》和《旗民冲突与日常生活中的官方对策》。

通过前三章的讨论,本书展示了旗手与普通人的法律地位之间的微妙差异,但这种“差异”也包含着一些潜在的危机。清朝皇帝想要追求八旗的特殊性,同时确保帝国的所有成员都能和睦相处。然而,要在“满汉融合”和“旗民分离”的两个极端之间达成政治平衡并不容易。本章通过扰乱民众的问题和八旗军的日常冲突来说明这一政治努力的困难。

就八旗军的骚扰而言:在进入海关之初,八旗军掠夺老百姓的财产,伤害和杀害老百姓,强奸老百姓的妇女等行为,这些都与海关外时期的战斗习惯密切相关。然而,清朝并没有继续宽恕上述恶行,而是把违法者当作地狱来对待。在康熙和甘龙统治期间,清朝继续控制和抓住那些在继续战斗的同时向边境行进的旗手。不仅如此,当清帝外出巡游时,他还会严格限制其随从中八旗士兵的行动,以防扰乱民众。

值得一提的是,自盛清以来倒下的八旗士兵也将被转移到其他地方驻扎。如果在移民过程中对人民造成干扰,法院往往会对涉案人员实施更严厉的制裁。由此可见,虽然八旗兵被视为“国家之本”,但皇帝在照顾旗手的同时,注重地方秩序和人民感情,并尽力消除人民对旗手的负面印象。

在日常生活中,清朝使用户籍制度将国旗和人民分开。当国旗和人民因冲突而进入司法程序时,标志着两种制度的交汇。在首都地区,清朝通过五城监察和继军两级司法程序处理这些问题,继军领导衙门和刑部。然而,在八旗驻军中,旗人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会带来更复杂的司法程序。因此,清朝特别设计了一个董事共同通知和共同判决制度,专门负责与地方文官审理国旗和民事谈判案件,并根据审判和移交制度逐步上报。

此外,清朝皇帝对国旗和人民之间的冲突往往依法采取公正的态度,很少故意偏袒,旗手在这些冲突中没有太多的优势。然而,清朝皇帝的最终目标不是提升一个公正和严格政府的形象,而是完全减少国旗和人民之间的冲突。皇帝认为这个目标的关键在于驻扎在八旗的军官。如果八旗官能对旗手进行适当的教育和管理,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幸的是,所有这些计划都遭到了地方一级的抵制。基层八旗官员经常掩盖旗人的非法活动,导致旗人与民众之间的诸多冲突。清朝皇帝所希望的旗民和平共处最终难以完全实现。

总之,本书从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角度分析了清朝满族的法律定位——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所享有的特权,以及对皇帝的“仆人”所施加的约束——由于这些特权和约束的共存,清朝在给予满族特殊地位和待遇的同时,尽力调和由此产生的满汉冲突,最终设法治理了皇帝所有民族帝国的臣民。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的初衷是修正卡尔. a .威特福格尔的"征服王朝"理论。在引言和结语部分,作者指出混淆辽、金、元、清四个“征服王朝”是不恰当的。威特福德的理论“试图描绘“征服王朝”的一致特征,因而具有“指导北亚历史“一元论”发展”的嫌疑。因此,有必要比较各个征服王朝的“社会文化二重性”来分析具体问题。所谓社会二元性,是指王朝统治者给予“征服者群体”特殊待遇,而文化二元性则是指“习惯统治”。在解读清代满族的法律地位时,笔者并没有忘记在同一页脚注中比较辽金元三代的法律状况,并从比较法的角度阐释了“四征伐不能一概而论”的理论关切。

然而,作者的理解是不是维特福德的初衷?这实际上是我对这本书最大的疑问。

征服朝代的理论当然是对中国历史的观察,但它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于美国人类学的博阿斯学派直接相关。波阿斯学派的代表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在1935年和1936年提出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会带来多种结果的假设。一方被完全同化或同化的可能性只有一种。此外,同化过程可能会发生。在林顿看来,“使同化成为可能的接触类型更有可能是通过征服。以及征服被征服人群的定居过程。事实上,维特福德的研究呼应了林顿和波阿斯学派(boas School)的长期观点,并提供了一个非西方世界同化的历史案例——“在征服和政治孤立的条件下,汉族人是否已经吸收了他们的征服者”(只要征服和政治分离的条件持续存在,中国人是否甚至吸收了他们的征服者)——这在《中国辽代社会史》一书中得到了明确的梳理。维特福德在其著作中对金、元、清三代的简要介绍可能无意构建北亚民族历史发展的单向序列,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情况相似但细节不同的历史人类学案例(作者在第23页注①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魏福特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

作者还引用了拉蒂摩尔(Latimore)和尼古拉·迪·科斯莫(nicola di cosmo)的研究,表明征服王朝在进入中原之前“兼具农业和牧业生产形式”和“多民族国家的特征”,这意味着维特福德过于强调“北亚自给民族的历史进程”。然而,这种判断的问题在于,维特福德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当满族人进入中原时,他们已经和汉族人有了同样的想法...尽管牛和马仍然被用来祭祀,汉族的农业礼仪是在征服华北的19年前引进的。”(满族人进入中国时已经充满了类似中国的思想……马和牛仍然被献祭,但是伟大的中国农业仪式已经被引进...征服华北前的90年。)更重要的是,维特福德在他的论证中引用了拉蒂摩尔的《中国在亚洲的内陆边界》,就像作者一样,征服王朝理论的诞生过程与维特福德和拉蒂摩尔之间的学术交流密不可分。如果作者用拉蒂摩尔的研究来支持他对维特福德的批评,显然需要更详细的解释。

拉蒂摩尔的“中国亚洲腹地”

此外,基于清朝入关前文化的多样性,如本书“导言”所述,它涉及到如何界定“征服者”、“征服群体”和“被征服的人”的问题。然而,征服者的构成是否保持不变?曾经,八旗汉军不能适用“无罪派遣”法,被清朝视为汉人。然后将其调整回适用状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跨越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界限的行为?在这方面,极其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没有直接回答,也没有在书中与研究汉军和征服者地位的柯娇燕(帕米拉·克罗斯利)进行对话。

柯娇燕是黑暗的镜子

纵观全书,作者对魏特夫的超越主要在于以法律史的视角,系统而全面地指出八旗制度并不单是要保障特权,更有使旗人承担义务的作用。魏特夫则认为,“汉人被征服后,满人采取许多手段保护他们的权力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特权”(once the chinese were subjugated. the manchus took many measures so safeguard their power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rivileges arising from it),但特权并非清朝透过八旗制度形塑满人特殊性的唯一取向,而作者从法律史的视角挑战了这一传统研究中的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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